人们常用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来形容闹花灯的盛况。

　　这种盛况只能出现在古时的京城，或者现代的都市。

　　小时候我在乡村所经历的闹花灯，规模极小，完全没有“火树银花”，但留下的记忆却也极为深刻。

　　村小一放寒假，离过年就近了。

　　过了年，小孩子就长大了一岁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过年还意味着物质的丰富和生活的热闹。

　　临近年关，村里天天有人杀猪、磨豆腐，平日清贫的餐桌丰富起来了，小孩子的肚皮鼓起来了，所以，小孩子都盼着过年。

　　我小时候也特别盼望过年。

　　对于我来说，过年不只意味着长大一岁，意味着压岁钱，意味着有很多好吃的，还意味着我又可以跟着大人们去“耍灯”了，每天晚上说不定还有“收入”呢。

　　“耍灯”的意思其实就是“闹花灯”。

　　我们那儿是偏僻贫穷的乡下，“闹花灯”的排场原本就没有办法和大地方比，而且破“四旧”之后，原有的龙灯狮子花灯这些行头都被“破掉”了，只有一副狮头被我远房的家门叔叔收藏了起来。

　　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文革已近尾声，许多原本破除了的旧俗又死灰复燃，“闹花灯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　叔叔请裁缝用红白两色的布和众多麻线做了一张狮子皮，邀上一些朋友凑成一副锣鼓响器，每年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便在村里挨家挨户耍起花灯来。

　　因为只有一副狮子行头，叔叔和他的搭档又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，会表演的动作有限，狮子到别人家拜过年之后，就没事可干了。

　　过年家家图个热闹喜庆，主人家打开门，用鞭炮将耍灯的队伍迎进堂屋，上下邻舍全围过来看花灯，总得要表演点节目。

　　村里会打地花鼓的，就扯起嗓子唱一段花鼓戏。

　　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闲着，会翻跟头的，翻两个跟头，会下腰的，下腰搭个拱桥，会劈一字的劈个一字，只要你肯表演，邻里乡亲就会为你喝彩，不会挑剔节目是否精彩。

　　村子很小，六百多号人，百来户人家，全都散居在山山岭岭之间。

　　冬夜是寒冷而寂静的，“耍灯”的队伍来了，山村才会热闹起来。

　　“耍灯”重要的是“耍”。

　　每年放了寒假，作业和书包就丢到爪哇国去了。

　　我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叔叔家里，看叔叔和他的搭档演习狮子拜年、打滚的动作，帮着他们用皮纸糊灯笼，和伙伴们练习下腰、人上叠人、翻空心筋斗、打鹞子翻身。

　　夜幕降临，耍灯的队伍出发时，我们既是演员又是工作人员，还是观众。

　　我们这些小孩子举着灯笼，大人们敲着锣鼓。

　　会打地花鼓的男女用油彩化了妆，穿了古装戏服，他们整张脸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，走在队伍里显得特别抢眼。

　　我们其他人既不化妆也不换行头，完全是本色表演。

　　“咚咚锵、咚咚锵!”

　　一路锣鼓转过山坳，山坳里的人家听到动静，立即在屋门前的小路上炸响一挂鞭炮，把我们迎进堂屋里。

　　举灯笼的孩子便四面站定，在堂屋里围出一方小小空间，狮子一个翻滚滚进堂屋里给主人拜大年。

　　狮子拜完年之后，我们小孩子把灯笼交给旁边随便哪位邻居亲戚代为看管，跳到场地中央表演翻跟头、搭拱桥、叠人上人……

　　老人们看得惊心动魄，围观的人们一阵喝采。

　　这些人里有我们的父母，也有大伯大姨，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会表演，本事了得，脸上都挂着骄傲的表情。

　　有些人的孩子没有上场表演，只是单纯地当观众，这时就免不了遭到父母的责备，责备自己的孩子胆小，出不得众。

　　夸奖和责备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禁不住生出骄傲，脸上露出抑制不了的自豪，表演的动作更舒展，亮起相来更煞有介事。

　　我们的节目之后，压轴的戏来了。是穿红着绿、画着油彩的那一对男女表演一段花鼓戏，我们那儿叫“打地花鼓”，也叫唱“对子花鼓”。

　　据说现在我们家乡的“对子花鼓”已经属于“非遗”项目。

　　对子花鼓由一丑一旦两个演员表演。

　　丑角鼻子上划一道白色油彩，两眼上各涂一道白色。穿马衣马裤，头戴它帽，手舞纸扇，性格诙谐。

　　旦角化一般粉装，贴片子，身穿彩衣彩裤，系罗裙，梳巴巴头，拖一束长发，手里使用手帕和花扇。

　　对子花鼓的传统曲目很多，但最受欢迎的是《十月望郎》《洗菜心》等乡村俚曲，一丑一旦插科打诨，相互调笑，内容多少有些少儿不宜，却能赢得最多笑声。

　　地花鼓唱打到高潮处，锣鼓家伙暄起一阵热闹，随即嘎然而止。

　　这时节目已近尾声，领头的叔叔用伶俐的口齿赞出一串喜庆吉祥的好话，赞主人家今年人财兴旺，主人家听得高兴，便递上红包。

　　红包递过来了，我们的“耍灯”也要结束了。我们举起灯笼绕场一圈告别这一户人家，又踏上弯弯山路，去山坳里的另一户人家“耍灯”。

　　这样的“耍灯”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。

　　过了正月十五，寒假也就过完了。

　　我十六岁就离开了山村，但是，我长大后的写作却大多以乡村为背景。我对于乡村的了解，对于湘中民俗风情的了解，不是谁教给我的，而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的。在我看来，我小时候寒假里参加“耍灯”其实也是进了一个博大的民俗课堂。